中科院院士：“杰青”是一種“激勵”
發布時間：20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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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貽芳院士看來，比“杰青”經費更重要的是“激勵”。“‘杰青’給了很多人一個向上發展的空間，年輕人有了這個頭銜，在領域內就有了一定的影響，對于他做接下來要做的工作是一種激勵，對再年輕些的年輕人，也是一種激勵。
1984年是王貽芳走出國門的起點。這一年，他從南京大學獲得學士學位，正趕上丁肇中為其在歐洲核子中心的L3實驗組招收研究生。由于招來的研究生將被分往世界各個大學，王貽芳在得到丁肇中的認可后，被分到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
在這個擁有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匯聚了14個國家、30多所科研機構、400多名科學家的實驗平臺上，王貽芳成為當時所有L3實驗物理分析小組組長中唯一的一名“學生組長”，一年發表3篇論文，且精確測量出了陶輕子的極化。
1992年，在丁肇中的邀請下，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王貽芳去了丁肇中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核物理實驗室，繼續參與L3實驗工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王貽芳觸到了“天花板”。他意識到，像L3實驗這樣的大型實驗項目，往往在分工上明確而專業，很難給年輕人把握全局的機會。
出于全面發展的考慮，1996年，王貽芳離開了歐洲核子中心的實驗組，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參與一個20人組成的小型中微子項目，并成為核心成員。
在王貽芳看來，參與小項目是另一種學習的機會。“什么事情都得管。”王貽芳說，“從設計、理念到方法，參與期間，就把實驗全過程都掌握了，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什么。”
在美國的科研生涯一晃又是6年，王貽芳回國的想法越發強烈。
2000年，王貽芳入選中科院“百人計劃”，2001年正式回國，成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當時，他的想法很簡單——做一個自己的實驗。
曾經的“夭折”
長期生活在國外的科研工作者，有些會在回國后受到“水土不服”的困擾。當記者問及這一問題時，王貽芳卻淡然地回答：“還好，沒什么特別的困擾。一開始也有不適應的地方，但是高能物理所里給了我很多支持，所以能夠比較順利地走過來。”
實際上，王貽芳剛回國時并非一帆風順。當時，高能物理所正在考慮做一項長基線中微子實驗，回國后的一年多里，王貽芳干勁十足地帶著學生做了許多實驗計算、探測器設計等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這個本讓他十分心儀的實驗，最終卻以“夭折”告終。
就在長基線中微子項目進行之時，高能物理所一位同事為王貽芳指了一條新路——“你可以去申請‘杰青’”。如今，王貽芳已經很難記起具體是哪位同事給了他這樣一條建議，不過，這條建議令他受益匪淺。
2001年3月，王貽芳向高能物理所遞交了自己的“杰青”申請書。可是由于時間太緊，這份“草草了事”的申請書連格式都沒有符合要求。
“杰青”的激勵
回憶起當初的“杰青”申請，王貽芳覺得十分順利。
就在回國的第二年，王貽芳又寫了一份“杰青”申請書，這次是厚厚的一本。
申請書中，他提到了三個項目：長基線中微子項目、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中微子物理與探測器的研制。后面的兩個項目，成為他此后在高能物理所的重要工作。
很快，函評通過，接著，答辯來臨。參與答辯的數十位評審，對于王貽芳來說是數十張陌生的面孔，只有一兩位他覺得還算認識。
“當時，不少人跟我說‘杰青’答辯沒有一次就過的。還好，我過了。”王貽芳依舊淡然地說。
一切順利。2002年，“杰青”的公示名單中一共有160人，王貽芳的名字列在第一位。
“‘百人計劃’和‘杰青’兩筆經費加起來，幫助我啟動了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的一些研究。”王貽芳說，由于“杰青”經費具有靈活性，其中的一部分資金被投入到大亞灣實驗的預研之中。
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方面，王貽芳擔任了北京譜儀III（BESIII）分項目總體主任，成功領導了新北京譜儀的設計、建造，擔任BESIII國際合作組發言人，領導BESIII的科學研究。
在中微子物理與探測器的研制方面，他提出了在大亞灣核電站用反應堆中微子測量中微子混合角的完整實驗計劃，成為大亞灣實驗國際合作組發言人和工程經理，領導實驗的設計、建設和科學研究。2012年，大亞灣實驗發現新的中微子振蕩模式，入選該年美國《科學》雜志十大科學突破。
在王貽芳看來，比“杰青”經費更重要的是“激勵”。“‘杰青’給了很多人一個向上發展的空間，年輕人有了這個頭銜，在領域內就有了一定的影響，對于他做接下來要做的工作是一種激勵，對再年輕些的年輕人，也是一種激勵。”王貽芳說。
來源 | 《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