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喜歡垃圾。

西蔡村村民也不清楚，陳立雯為何“天天跟著垃圾跑”。這個冀東南村莊里唯一走出去的留學生，在2018年夏天回到家鄉，跟著三輪車收垃圾、挨家挨戶指導垃圾分類，“與農村垃圾過不去”。

垃圾不是憑空產生

陳立雯出生于1981年，先后于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與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中國垃圾分類和回收史。2017年回國后，她全力投入到農村垃圾分類推行工作里，家鄉西蔡村是其第三個試點。

在此之前，西蔡村面臨“垃圾圍村”已久。這個位于河北省滄州市獻縣西城鄉的村莊有480戶人家共1600余人。村內道路看似寬闊整潔，但垃圾堆實則隱藏在村莊各處。

在西蔡村廢棄的池塘或者沒有房屋的空地上，堆滿了塑料瓶、包裝袋、各類廚余，還有丟棄的枕頭、床墊、癟了氣的籃球……垃圾焚燒之后，灰燼上堆積了新的塑料袋，如此反復。散養的家禽就在垃圾堆里跑、覓食。

垃圾越堆越多，附近村民苦不堪言：“一到夏天味道特別大，下雨時候更是污水橫流。”一名長期在西城鄉做幫扶工作的醫院院長告訴鄉黨委書記陳繼祥：“這幾個村莊，每來一次都能看到越來越好，但農村垃圾問題怎么就一直這么嚴重。”

陳繼祥頗為無奈：“以前農村垃圾哪有人管，不自覺的都房前屋后丟，自覺的也是用小推車推至村里坑洼區域，都是多年的問題了。”

事實上這并非個案。在中國農村地區，村民們多年來習慣將收集后的垃圾堆放至村頭、廢棄礦坑等簡單填埋，缺乏防滲措施。一些地區鼓勵采用小型垃圾碳化熱解設施就地焚燒可燃垃圾，但也并未納入環境監管范圍。

而在媒體報道中看到陳立雯的農村垃圾分類實驗后，陳繼祥覺得西蔡村的垃圾圍村現狀“有救了”。“現在政策開始重視，她又在做這個事情，如果能在西蔡進行垃圾分類，從一個村的試點帶動一個鄉，整片都可以做起來。”

2017年8月起，陳立雯在河北保定的南峪村和浙江金華的馬宅村推行垃圾分類。“海歸碩士”與“農村垃圾分類”的標簽得到媒體關注。2018年春節，陳立雯與其美國導師回西蔡村過年，確定了西蔡村做垃圾分類的事情。

在家鄉以一種推行公共事務的角色出現，陳立雯也“覺得沒底，緊張到出了一身汗”。

2018年8月6日，陳立雯在西蔡村放映《塑料王國》，為推行垃圾分類“做前期鋪墊”。《塑料王國》是導演王久良在2015年發布的一部紀錄片，鏡頭里是中國北方的廢塑料回收廠，塑料垃圾被隨意處理，污染河流致魚蝦死絕，侵蝕農田。

兩個月后，提及當時看紀錄片的場景，“具體內容忘了是什么了。”村民說，“但挺好看的”。

“垃圾圍村主要就是指塑料，因為廚余可降解。”據陳立雯的前期調研，西蔡村的垃圾有50%左右是廚余，其次是塑料袋和各種塑料包裝。

塑料垃圾并非憑空產生。在陳立雯成長的1980年代，塑料包裝并不多見。“幾乎每家每戶都養豬養牛，可以吃盡所有泔水，豬糞堆肥后是滋養土壤的養料。村里只有一個小賣部，供給油鹽醬醋，多用瓶瓶罐罐。”

“垃圾不僅僅是污染源，也是承載幾十年社會生活變遷的介質。”陳立雯對此感觸頗深：“垃圾其實也是我們與社會的連接。消費產生的每一點垃圾，污染水源或者土壤，后果又會再回到我們身上。”

近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工業化和都市化使城市擴張人口膨脹，衣食住行日新月異，消費品推陳出新，大量廢棄物也隨之產生。

“消費就是為了丟棄”的邏輯不斷加劇，消費越多拋棄越多，各地政府不斷加建垃圾處理設施，卻始終追不上不斷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多地陷于“垃圾圍城”泥淖之中。

陳立雯的家鄉西蔡村也被這一整套體系的變化重塑。這個華北平原村莊，市場化帶來私營經濟的興起，村里出現了十幾家玻璃管廠，吸納勞動力的同時也打破了原先的農業種植體系。“以前村里自給自足，很少會有垃圾和廢棄物產生。現在年輕人都不怎么種地了，主食和蔬菜都依靠外來購買，塑料袋等包裝物越來越多。”

現在村里的商店從一間房子變成了兩層樓，供應的產品從面食到果蔬，一應俱全，村民購物也習慣用塑料袋。從玻璃管廠下班的村民，用塑料袋拎著各種東西回家。“最終這些塑料袋都成為垃圾，堆積到村里坑洼區域。”

西蔡村的垃圾堆積區。攝影：王學琛

久病需良醫。近幾年，農村環境治理逐漸得到政策重視，2015年11月，住建部等十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農村垃圾的“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模式。 2018年，國務院連續出臺《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與《農村人居住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 ，明確將農村垃圾治理作為主攻方向，農村垃圾開始探索治理出路。

在此背景下，河北省滄州市獻縣也開始推行城鄉環衛一體化，將農村垃圾納入“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收運體系。2017年初，獻縣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與北京啟迪桑德新環衛投資有限公司簽訂了托管服務合同，桑德公司負責村莊的垃圾收運和道路清潔，并為村莊安置垃圾桶。

西蔡村在2018年6月配備了31個垃圾桶。清運車兩天來一次，桑德公司雇傭的環衛工人將村里的垃圾收走，送至獻縣垃圾填埋場。

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垃圾隨意傾倒或者露天焚燒的污染，不過，垃圾處理困境并未緩解。一個問題是，西蔡村有1600多人，往往清運車還沒到，31個垃圾桶就被填滿。一些村民仍沿用原先的習慣，將垃圾倒在村里坑洼區域。

此外，陳立雯介紹，此方式還是混合收運和混合處理，縣垃圾填埋場的處理壓力陡增，從原來的日處理量不到200噸，增長到現在的600噸左右。填埋場設計使用壽命大大縮短，垃圾末端處理的污染控制也遭遇挑戰。

一個本質區別是，混合垃圾收運會要求垃圾增量，因為垃圾越多，政府給焚燒廠補貼越多。陳立雯表示，由于污染防治措施難以規范，最終只是將生活垃圾由分散面源污染變成了集中污染。

解決垃圾圍村還是要垃圾減量，通過源頭分類與就地堆肥，形成一條垃圾處理的循環鏈條，改變這套混合收運體系。

這并不容易。

與垃圾有關的十年

陳立雯在2009年——可以說是中國垃圾問題之年進入垃圾議題領域。

2009年，與垃圾有關的社會問題全面爆發，垃圾填埋場與焚燒場選址爭議此起彼伏。同一時期，導演王久良推出的攝影展與同名紀錄片《垃圾圍城》得到世界關注。從輕描淡寫到濃墨重彩，垃圾議題開始納入主流話語，頻頻出現于新聞報道中。

“那年在北京、廣州等地出現了幾起垃圾焚燒廠建設爭議。現在回頭看2009年到2015年，正是中國垃圾焚燒末端處理設施快速擴張的階段，我們大部分精力用在末端污染監督上。”陳立雯回憶。

其中一個案子是謝勇訴江蘇省海安垃圾焚燒廠。江蘇海安村民謝勇的兒子謝永康在2008年5月12日出生后，很快被診斷為腦癱、癲癇。謝勇并不知曉病因，直到2009年11月2日，一紙拆遷通知讓謝勇意識到，兒子患病或許與190米之外的垃圾焚燒廠有關。

隨后，謝勇查閱大量醫學和環保書籍，并請教相關專家，得知垃圾焚燒廠可能產生的污染物，尤其是致癌物二噁英導致的孩童病癥與兒子癥狀極其相似。謝勇開始收集證據，狀告江蘇海安垃圾焚燒廠致其子腦癱。

謝勇案是中國首起垃圾焚燒致病案，因其標桿性意義，國內多家環保組織參與其中、前往實地調研，其中就包括陳立雯。

她2009年自天津師范大學英美文學系碩士畢業后，全職加入環保機構。謝勇案是她經歷的第一個案子，也是她工作中的“關鍵時刻之一”。陳立雯“永遠都忘不了見到那個孩子的那一幕”——已經是凌晨夜里，兩歲的小孩沒辦法站立，只能吃流食，癲癇發作時候咬破嘴唇滲出血。

此后，她各處調研，考慮如何阻止污染產生。父親陳連香覺得“跟垃圾打交道，跑來跑去的工作太辛苦。”但陳立雯覺得幸運：“能夠在一個中國垃圾問題非常嚴重的時期，有機會深入這個問題的各個切面。”

直到2015年，34歲的陳立雯覺得“應該停下來一陣子”，而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愿給獎學金，她跟著研究全球電子廢物的導師學習環境史。此后，陳立雯又至美國南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師從南加州大學歷史系學者約書亞·戈爾茨坦（Joshua Goldstein）研究中國垃圾分類和回收史。

戈爾茨坦已經和中國垃圾回收結緣20多年。1996年，他在北京大學交流學習，北京大量的回收廢品的拾荒者令其好奇。此外，他看到天津近郊垃圾隨意傾倒，河流里、坑洼處堆積著垃圾，羊群就在垃圾堆上吃東西。那一年起，戈爾茨坦開啟了研究中國垃圾分類和回收史的歷程。

戈爾茨坦認為，垃圾與廢品回收是一個全球問題，其中存在著不平等，比如城市邊緣的一些村莊會成為垃圾的傾倒地，而拾荒者也常常因為貧窮處于艱難境地。這種思路同樣影響了陳立雯，并與其此前的工作體會不謀而合：“環境污染的整體后果常常被弱勢群體所承擔，這并不公平。”

海外讀書兩年里，陳立雯得以“從一個歷史的維度看中國的垃圾問題”。從2000年至今，中國城市垃圾分類推行了17年，但“始終流于表面”，陳立雯覺得還是要繼續推動這個事情。

而在中國，經過多年探索之后，垃圾分類愈發得到重視。2016年1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形成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

頂層的重視讓當時在海外讀書的陳立雯異常振奮：“正是多年各種力量自下而上地持續推動，最終形成合力，帶來了高層對垃圾分類的重視。”2017年，陳立雯回國之后，開始農村垃圾分類實驗。

農村一片空白，只需要“立”

在中國城市中，垃圾分類早已不是新鮮事物。

對公眾感知而言，垃圾分類似乎每次都聲勢浩大地發生在身邊，但都進展緩慢。這也成為農村垃圾分類是否可以有效推行的質疑點：“城里面都沒有做到垃圾分類，還要去農村做這個？”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系碩士二年級的學生吳哲要研究農村垃圾分類時候，一名親戚提出了上述質疑。此次西蔡村垃圾分類試點，吳哲跟著陳立雯來到村里，她也將在這里住兩個月，協助陳立雯在西蔡村搭建垃圾分類體系。

對于垃圾分類體系的搭建，陳立雯覺得農村有其優勢：“城市已經有成熟的混合垃圾收運體系，垃圾分類體系需要前端約束垃圾產生者、后端實現分類，在城市需要先摧毀混合垃圾體系，是’破和立’，短期內很難。但在農村原來也沒有成熟的收運體系，一片空白，只需要’立’。”

南峪村與馬宅村實際的運行經驗也給予她很大信心。陳立雯覺得：“這套體系是可以落地運轉的，傳統混合垃圾收運的結構也可以撬動。”

混合垃圾收運，即將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與工業垃圾統一運送至填埋場或焚燒廠，這是中國目前主要的垃圾處理方式。“這種方式下，廚房的湯湯水水都混在里面，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污染都比較大。”

垃圾分類的思路是“能在村里堆肥的就在村里堆肥，村里無法處理的，再清運出去。農村不缺土地，村內堆肥成本更低。另外分類后的垃圾經過了干濕分離，也可減少污染。”

此方式運行的關鍵在于源頭分類和就地堆肥。為保證分類，需撤掉所有公共區域的垃圾桶，統一進行垃圾收運，因此也叫做“垃圾不落地”。

中國臺灣地區的鄉村已廣泛采用，據媒體公開報道，印度班加羅爾也正逐漸采用這種方式進行垃圾處理。占垃圾總量五成以上的廚余垃圾可以就地堆肥，即用大型專業的堆肥桶或堆肥箱，在廚余中加入干樹葉、椰渣、木屑和微生物進行發酵。

在河北保定南峪村，垃圾不落地已卓有成效。2017年8月起，陳立雯和團隊另一名志愿者在南峪村駐扎三個月，先用一個月的時間搭建起了垃圾分類的硬件。之后，陳立雯天天跟隨垃圾車收垃圾，檢查每戶家庭分類情況，對分類行為沒有改變的家庭持續上門走訪，224戶一家不落。“沒有捷徑可走，只能一遍遍上門，直到形成分類習慣。”

2018年10月，界面新聞在南峪村回訪看到，垃圾收運秩序井然。每天傍晚，保潔員開著垃圾車，村民聽到音樂后紛紛出來倒垃圾。

“這是陳老師教的。”村民說。

2018年10月24日，河北省保定市淶水縣南峪村，清潔人員正挨家挨戶進行垃圾收運。攝影：王學琛

持續性的挑戰

理念固然重要，但對垃圾分類而言，決定其成功搭建與運行的還是政策與資金。

西蔡村要實現垃圾不落地，第一步需搭建硬件設施。根據陳立雯的預算，480戶人家需要的960個小桶大概12840元；可回收物袋子960元；垃圾分類收運車大概7000元；廚余堆肥場地建設需要3-4萬。

西蔡村和西城鄉并無財力，鄉黨委書記陳繼祥計劃找桑德公司合作。一個部門經理表示，兩個村的試點太少，沒什么轟動效應，不如做一個鄉。陳立雯做了新的方案，一個半月后，依然被拒絕。

“現在在農村做垃圾分類項目沒有太大利潤，企業自然就不會做。”陳繼祥向縣里申請，用做西蔡村和大邵寺村兩個垃圾分類試點的經費為16.8萬。“縣里此前從沒做過這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陳繼祥坦言。

以村莊為單位做試點，陳立雯斟酌過優勢：“如果按縣規模來的話會更為復雜，比如建堆肥場地，需要經過非常多的環評手續及征地流程，而村一級有自治權會相對容易。”

“摸著石頭過河”往往緩慢。計劃已非常周詳，種種意外細節都考慮到了，垃圾分類啟動儀式和堆肥場地時間都拖延許久。陳立雯早有預料，在南峪村，村委會“從早忙到晚，辦公室全是扶貧文件，一堆表要填”。西蔡村也是貧困村。

對鄉鎮工作來說，上面每個職能部門為檢查設計一張表格，到基層就衍化成了好幾十張表格，鄉鎮政府必須去適應各種自上而下的目標管理考核體系，學者吳毅在《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里這樣總結，西城鄉也不例外。

陳繼祥介紹稱，基層政府面臨扶貧、環保、財政等壓力，多個“一票否決”之后，并不在考核體系之內的垃圾分類，自然就被排到了政府事項后面。

關于垃圾分類的實施細節，陳繼祥也有更多考慮：“西蔡村現在4個保潔員，每月600塊錢，垃圾分類試點啟動后保潔員工作將面臨調整，單人工資增加但人員減少。保潔員不少都是帶著扶貧指標的貧困戶，減員的話就會和扶貧有些沖突。”

此外，陳立雯多次提及“農村是個熟人社會，組織動員起來更容易。”而在家鄉，熟人社會以一種非常具體的方式體現——西蔡村陳姓是大姓，按輩份陳立雯要叫村支書大伯。這種熟人關系在很多時候也成為障礙，在其他村莊試點陳立雯可以“毫不在乎什么面子，天天催促”，在這里就“有些不好意思”。

西蔡村的垃圾分類最終在2018年10月27號正式啟動。村里人幾乎都來了，六十多歲的村支書在啟動儀式上宣布：“今天我村啟動垃圾分類，將西蔡村治理擴展到資源循環利用的層面，踐行習近平主席建設生態文明、振興鄉村的偉大戰略！” 縣農工委、城管局、桑德公司和西城鄉政府都來了代表。西城鄉鄉長說： “參加過大大小小各種儀式，垃圾分類啟動儀式是第一次見。”

陳立雯在西蔡村垃圾分類啟動儀式上介紹分類方法。攝影：王學琛

依據陳立雯的經驗，“如果地方政府意愿非常強烈，垃圾分類的推行就會快一些。”但村民行為改變的時間都差不多，“一個月內肯定能養成習慣。比較難的是長期來看，垃圾分類系統要如何運轉。“

南峪村和馬宅村都曾出現反復：“比如收運人員本來隔天收一次，過了幾個月成了三天收一次。村民在家也不認真分類了。”陳立雯表示：“我們是一個外力，永遠不可能替代內力的管理和常態化持續性的運營，需要把監督體系搭建起來。”

直到馬宅村成立了監督小組，原先管計劃生育的婦聯小組現在開始監督垃圾分類，不定期入戶檢查，對挨家挨戶進行打分，張貼農戶垃圾分類“紅黑榜”。馬宅村的垃圾分類體系得以繼續。

陳立雯說，馬宅村垃圾分類的良性運作與整個金華地區在農村垃圾分類領域的政策推行有關。2017年，浙江省印發《關于扎實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工作意見與《浙江省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年度檢查考核管理辦法（試行）》，金華市在2017年12月通過了《金華市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垃圾分類被納入區域政策體系。

事實上，在垃圾分類運行順利的諸多國家與地區，都離不開政府立法。例如班加羅爾在2012年底出臺垃圾分類政策，政府立法強制垃圾分類：個體、垃圾量大的產生者需在源頭分類和上門收集；廚余垃圾就地進行生物處理，或交給政府認可的個人或公司。違反相關規定或垃圾量過大的公司與個人都將被處以罰款。

“對比起來，南峪村的垃圾分類實驗好比一個村在單打獨斗。對鄉鎮和縣而言，沒有垃圾分類的區域性政策。”陳立雯認為，若缺乏區域性主導政策，單做一個村試點風險性很高，但“矛盾就在這兒，不從一個村開始的話，就不可能跨越到一個鄉、一整個地區。”

“惠民又環保的好事情”

西蔡村的生活節奏緩慢而平靜，常常令人無法察覺。對村民而言，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大多留在電視或手機里，很少會來到門前。

比起陳立雯，常常出現的媒體攝像機更像是外來者。村民好奇的是媒體拍攝的影像會在哪里看到，對垃圾分類反而覺得：“這個不難，家里早就垃圾分類，按照能不能賣錢分。”此外，有村民表示：“這倒是惠民又環保的好事情”，反正“國家免費給發桶”。

父親陳連香說：“農村是很難干凈的，不可能沒有灰塵和垃圾。比起垃圾，現在應該關注下農村廁所的問題，這個自己出多少錢我也愿意。”陳立雯覺得這種想法“非常典型”，因為廁所臟那是在自己家里，垃圾都丟到外面了，“大家就是覺得公共區域不如自己家里重要。”

此前村里有人燒垃圾，陳立雯除了惱火別無他法，將提示牌掛在垃圾堆積區：“禁止焚燒垃圾，違者罰款，焚燒引發癌癥！”有村民看到后，說這個也很難避免， “總會有素質不行的人”。

在陳立雯看來，垃圾治理是一種社會管理，與素質高低與文化程度關系不大，重要的是硬件和管理體系。她更反對說城市還沒做好的事情，農村怎么可能做好垃圾分類，“隱含的邏輯好像就是農村人不如城里人。”

“我們從沒有做過嚴肅的環保教育，也缺少相關的政策體系。垃圾分類做得好的地方不是因為那里的人’素質高’，而是取決于那里建立了怎樣的垃圾分類政策體系。”陳立雯說。

對于陳立雯的工作，父親陳連香表示“現在非常支持”，因為“新聞里都在說，垃圾分類利國利民。”幾個侄子、侄女也不太能理解這位“會從國外帶回禮物、也一直跟垃圾打交道的大姨”在想什么，但天天帶著陳立雯，幫忙貼通知、分發垃圾桶。

陳立雯覺得不需要解釋太多。西蔡村垃圾分類啟動之后的事情還等著她去做，機構的籌款也令她傾注精力，她要考慮“更多實際的事情”。